哭李九莲(之一)

                        作者：戴煌(新华社资深记者)
       原名《李九莲》来源：《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1版
          http://blog.eduol.cn/user1/1851/archives/2006/46783.html
[编者按] 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出了个女杰张志新烈士，却少有人知道，在革命老区的江西赣州还有个李九莲烈士。其实，李九莲死得比张志新更悲壮，李九莲冤案是放大了一千倍的张志新冤案！每当读到她，我都不禁想哭……
[案情简介] 李九莲(1946～1977.12.14)，江西赣州人，普通工人，文革中就因为一封给男友的私信，有20余万人为其喊冤要求平反，使2万多人受牵连，2千余人受到整肃，600余人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等不同处分，200余人被监禁，60多人被判刑，2人被枪杀，被枪杀的两人就是李九莲钟海源。1969年2月28日李九莲在写给福州部队当兵男友曾昭银的私信中表示了对文革的质疑和对刘少奇的同情，被男友出卖将私信交到军部，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在一起，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
钟海源(1948～1978.4.30)  江西赣州人，小学教师，她本与李九莲素不相识，且至死都不曾与李九莲见面。出于良心，参加了群众自发组织的为李九莲平反专案组。因不肯悔改，被定为李九莲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和死硬分子。1978年4月，向塘机场一飞行员，某军区的原副司员的儿子，因患有肾功能衰竭住进了解放军第九四医院治疗，要作肾移植。肾从何来？甭说，在当时唯一的来源只有死囚，经专家会诊认为，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得找个年轻女死囚犯…… 于是选择了政治犯钟海源。为了确保肾移植成功，“上面”作为政治任务，命令执行枪决的狱警：“不管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钟海源就这样被活杀取肾，那天是1978年4月30日。(编辑：张赞宁)

   
    一、从监狱悄悄传出的挂号信
    1980年秋天，拨乱反正的急鼓仍在冬冬响，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刈去双乳。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看到了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1980年11月下旬，在飞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自我发问：这可能吗?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又一位英雄王酉申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党的新时期召开了“十一大”的五个月之后，中国还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
    到达南昌后，得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上海休养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对我说，这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当时在讨论是否批准判处李九莲死刑的省委常委会上，他本人就是坚决反对处死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样观点的常委是少数，未能力挽狂澜。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力支持我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查访开始，先去江西省高级法院，翻阅李九莲案卷。这案卷足有几大包一尺多厚。每天上班时间去，下班回新华社江西分社，夜晚就空过了，实在可惜。我向法院办公室主任邹济生和副主任老崔建议，是否可以让我把这些案卷借到分社去，这样可以加快速度。他们倒也爽快，而且都是同情这起冤案受害者的好心人，说了声“绝对信任”，让我打了张借条，就如愿以偿。这样早早晚晚地只花了半个月，就看完了大约二百多万字的案卷，摘抄了十余万字。然后王泽民派出省委汽车队最得力的司机黄荣水，开辆最新的北京吉普，由省高院郑科长陪同，去了赣南又转到赣北，察看了李九莲求学、工作、拘禁、劳改以及被处死的场所，访问了有关人士，历时共一个多月。所获材料证明，那封狱中来信，所言基本属实。
    二、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产党员，其母为家庭妇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的国家科技人员，两个妹妹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一般工作人员或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
    解放前，由于全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当地的一些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苦彷徨与颓废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
    这场“三查”风，就是所谓的“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省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铸成了“反革命”。多少人被打成残废，多少人惨然死去，又多少人妻离子散。这一切，更啮痛着李九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