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南著《赤子吟》介绍

“到处莺歌燕舞”的天堂
(陈炳南著《赤子吟》介绍)

作者：赞华

    如果我们不能在历史中重演历史，便注定要在现实中重演历史。一个只向前看、有着忘却民族悲剧的习惯的民族往往是没有希望的。

    ——史云：《希特勒与第三帝国》

    上一世纪，有一位中国的伟大诗人写下了“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的著名诗句, 记述了这位诗人兼伟大领袖统治下的神州大地的一派大好形势。诗人在挥就这一得意之笔的时候，应该说并非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而是写实。是诗人亲身经历的实录。事实上诗人本人就是一位最热情的歌者和舞者，即便是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死于饥馑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位诗人仍然是照歌不误，照舞不误。尽管，作为执政者，他早已禁止了民间的一切舞会。

    与这位著名诗人墨写的诗篇相印证，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共产党人则以自己一生的经历记述了另一番“到处莺歌燕舞”的天堂景象。

    陈炳南，一个修伞匠的儿子，从一下地学走路就穿不起一双鞋，一年365天都是赤着幼嫩的双足，就这样走进了他的风雨人生。这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苦孩子, 与中国共产党——以大慈大悲的仁爱心怀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他15岁参加革命，18岁入党。为了党的事业，他一人肩挑几个人的担子，没日没夜、扑心扑肝地玩命工作。当党的利益遭到危害的时候，他是那样毫不犹豫地挺身维护，就象赤子对于母亲的爱护，完全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反应。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纯洁、善良、正直、热情、忠诚的共产党员，却不为党的领袖所容。作为一个执政党的伟大领袖，竟然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玩起了“阳谋”，亲自策划、部署、领导了一场“引蛇出洞”的运动，即，先是设置圈套，处心积虑地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引诱出来，然后是一网打尽！就这样，与千千万万最优秀的华夏子孙一样，陈炳南在一夜之间就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工作权利和合法经济收入的权利，被批斗后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不久，他的妻子江秋云，一位极为优秀的共青团员，也同样因为对党的一片忠诚而遭到同样的厄运。从此陈炳南、江秋云的所有亲属都受株连，坠入了黑暗的深渊：

    大妹妹陈爱兰，小学没毕业就被迫缀学，后被生活所逼嫁给了一个大她三十多岁的男人，长期郁积忧患，得了精神分裂症。

    二妹妹陈春娣，连初小都没上完，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接下了父亲修伞的摊子，指望以此来养活自己和重病的父亲，结果是父女双双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

    小妹妹陈秀兰，从未进过一天学校，当父母双双饿死而兄长被迫害的时候，她还是一个连讨饭都摸不到门的幼儿。

    更惨的是陈炳南的祖父、父亲和母亲以及江秋云的外婆和唯一的舅父，一共五个长辈，都未能熬过60年代的那场大饥馑，死的时候无一例外地被抛尸荒野，任狼咬狗啃，啃剩的白骨也无人收！其中陈炳南的父亲和母亲、江秋云的舅父去世时都还只有四十几岁。

    不要以为只有右派及其亲属才有幸经历如此“莺歌燕舞”的天堂奇景，陈炳南、江秋云一家的遭遇其实是当年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

    距离陈炳南劳动改造的门口圹农场20里地的安徽广德县新坑水库，大饥馑时期农场人员去那儿拾粪，几乎每天都看到有农民饿死。有的在竹架上推土，推着推着身子一歪就死了（见《赤子吟》第145页）

    1961年，江秋云的母亲徐武英女士曾到安徽宣城油榨乡万家大队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当地人告诉她：60年大饥荒时，该村几百人几乎全部死光（见《赤子吟》第193页）

    陈炳南的周姓表姨娘，他在家乡孙埠唯一一个在大饥馑中幸存下来的远房亲戚，在1962年冬对陈炳南述说：“……当时死的人都甩在上街头马义坊那个河埂上，有良心的人，拖去挖几锹土盖一下，没力气的人拖去，往哪个坑里一丢就完事……”而这位老妈妈的儿子，一位普通的制伞工人，则仅仅因为和干部们抬杠，就被打成“反社会”分子，被活活整死。死后没人收尸，被狗拖吃了。剩下一个头，在河滩上被几条恶狗抢得打架……（见《赤子吟》第195页）

    由极左暴政及其造成的大饥馑是超越政治派别的。无论是右派、左派还是跟政治一点也不沾边的中国人，只要是无权无势或者虽有一定权力但良知未泯，甚至是助纣为虐者，都会因为食不果腹或横遭暴虐而遭罪。

    伟大领袖究竟何德何能，得以在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在这样一个数字庞大的人群当中，创造出如此惊人的人间奇观？这位领袖何以能够发动起天底下最卑鄙龌龊的大大小小的流氓恶棍（如夏光林、张大玉、康生、柯庆施等辈）向着全中国最高尚的民主人士、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和人民群众发动起如此凌厉的“反右运动”、还有后来的“大跃进”、“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此轻松地就把最优秀的华夏子孙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个落花流水、人仰马翻？从而得以在这片乌烟瘴气的土地上毫无愧色地吟诵“到处莺歌燕舞……”？这是经历了二十世纪极左专制的中国人民有责任解答的一个历史课题。否则，在未来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还有可能出现同样的伟大领袖，用同样的法术来重演同样的历史恶剧。

    就象许多重大的科学问题一样，最简单的答案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解答上历史迷案的钥匙，也许伟大领袖自己就早已公开，那就是正如这位领袖所声称的，他是一位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因此而具有了最强大的力量。

    自马克思以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都知道，人首先需要吃饭穿衣，然后才能进行其他活动。伟大领袖比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更高明、更彻底的是，他还知道，一旦控制了人的吃饭穿衣，就能控制人的一切活动，并且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能够由他来控制人们衣食的经济机制，以致他可以洋洋得意地向那些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其实还包括一切不听话的干部和群众）发出“饿饭”的威胁。

    1958年4月11日中共芜湖地委整风办公室签署的《（58）整字65号关于陈炳南划为右派分子的批复》写道：“地委党校：你们报来《关于将陈炳南划为右派分子的报告》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经地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同意将陈炳南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撤销工资级别待遇，发月生活费13元，送劳动场所监督劳动。此复。”（见《赤子吟》第80页）。在这里，最令人叫绝的不是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而是撤销工资级别待遇，发月生活费13元。伟大领袖就是这样通过各级党组织对一切看不顺眼的人实行“饿饭”政策。具有如此“腹中抽食”的法术，岂能不“战无不胜”？

    那么领袖的这一控制人们衣食的法术又是如何修炼得来的呢？答案也远比人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那就是极大地调动起阶级之间的忌妒和仇恨心理，并使之合法化，这样，便在忌妒与仇恨的狂潮中建立起权力所有制经济。

    权力所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一切财富的分配都由掌权者决定；一切人想要获得谋生的职业都须经由掌权人批准；对一切看不顺眼的人掌权者都有权剥夺他的经济收入。这样，处于权力顶峰的伟大领袖自然就具有了掌控人们衣食的法术了。

    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伟大领袖则进一步懂得，谁要是掌控了人的衣食这一最基本的“存在”，谁就有可能“决定”人的“意识”。这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者做梦也想不到的奥妙。当迫害者在升官晋级的诱惑下为领袖冲锋陷阵，当被迫害者为求得一个较为宽大的“存在”而低头认罪或者在摘帽大会上充满感激的时候，伟大领袖改进版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便显示出了无比强大的物质和精神的混合威力。试问，古今中外哪有如此神奇的专制主义，不但专制的帮凶、而且连专制的受害者也都争先恐后地向专制主义表白忠心？

    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伟大领袖何以要如此不遗余力地捍卫权力所有制经济。当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出于对天下苍生的悲悯心怀提出什么“三自一包”、“分田到户”的时候，伟大领袖是如此地愤怒，以至跟患难与共、出生入死几十年的战友也可以在一瞬间翻脸不认人。可不，饿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权力所有制经济可是宝中之宝啊！没有这一法宝，咱怎能如此得心应手地呼风唤雨、心想事成？怎还有心在一个民不聊生的国土上“胜似闲庭信步”？怎能在作践了亿万人民之后还有雅兴“莺歌燕舞”？

    可以说权力所有制经济是极左专制主义区别于其他一切专制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也是极左专制比其他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更强大更暴虐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想要永远不再重蹈极左专制主义的复辙，使“反右”、“大跃进”、“文革”这样的惨剧，以及前苏联的“肃反”运动，还有今日之朝鲜的所谓“先军政治”，在中国和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不再重演，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警惕权力所有制经济，以及建立权力所有制经济的心理基础：阶级间的忌妒和仇恨。

    一个社会，只要让人类间的忌妒和仇恨心理占了主导地位，并且上升为立国之本，成了指导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人类活动的理论基础，那么除了忌妒之神和仇恨的精灵，谁还能够“莺歌燕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