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三鹿刑案，刀下留人

三论三鹿刑案，刀下留人

张赞宁

自我的《三鹿刑案，刀下留人》及《再论鹿刑案，刀下留人》见博后，竟有近1/3的博友认为三鹿董事长田文华该杀，理由无非是至少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的甚至说“乱世用重典”，其实，所谓“乱世”的前提就不存在。

当然，现在讨论田文华会不会杀掉，并无多大的意义。我也知道，看来田文华被杀的概率可能为零。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田文华等该不该杀的道理。

那么，“杀一儆百”和“民愤”说对不对呢？

首先，应肯定“杀一儆百”和“民愤”说，其本身就不是法治的内涵。在法治国家里只有“严格依法办案”的规则，所谓“杀一儆百”和“民愤”说，就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可以突破法律办案的一种法律制度。说到底，“杀一儆百”和“民愤”说是以毁坏整个法律体制为代价，来达到某种社会效果的一种制度。它从来就不是法治的内涵，而是人治的产物。

其次，因为是人治，并不具有科学内涵，故其效果也是很可疑的。

君不见，中国是杀贪官杀得最多的国家，可是我们杀了那么多贪官(包括成克杰、胡长青这样的高官在内)。结果又怎样呢？还不是贪官越杀越多，就像割韭菜一样，这里才刚杀了一个，那里又冒出了十个。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吗？重要的还是制度与体制问题。

说不准，这种所谓的“杀一儆百”，可能为的是杀人灭口呢！因为像成克杰、胡长青这样高官贪官，为了维护其地位，不可能不向“管”他的更高的贪官行贿。所以表面看来的严厉治吏，实则可能是更高的贪官为了自保呢……

殊不知，滥开杀戒，其实也是把“双刃剑”，且事实证明是弊多利少。

人们要警惕呀！